1949年4月22日凌晨，经我党有计划有组织的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成功举行了起义，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在江阴东西60里长的江面上未受阻击，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

　　我党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工作，当时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解放后，又没有大量宣传，知道策动起义全貌的人较少，即使直接参加策反工作的同志，也只能了解各自所经历的一段，因此对于我党究竟如何策动江阴要塞举行起义并获得成功的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说法。国民党中一些有偏见的人，甚至错误地把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歪曲为共产党用“五百根金条”收买的结果。

　　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根据多方调查和已经征集到的资料，本着上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原则整理如下。江阴要塞的基本情况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这里地势险要，江面仅1500公尺，为长江下游最狭处，素有“江防门户”之称。由于江阴要塞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在江阴要塞配备了一个守备总队，下设3个大队和1个重火器中队，约3000人，相当于1个加强步兵团，还曾配备1个重炮营（后调去上海）。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加强江阴要塞军事力量。原要塞司令孔庆桂调走，1948年6月，改派“少壮派”、国防部陆军总部少将军械处长戴戎光接任。要塞的兵力和火力也有所调整，配备一百毫米榴弹炮和一百毫米加农炮各12门，三七战防炮16门，二五机关炮2门，共42门，正式编成江阴要塞炮兵总台，共千余人，相当于一个重炮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已面临绝境，但还不甘心失败。他们一面抛出“和平”阴谋作为缓兵之计，一面拼凑残余军事力量，布置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进行顽抗，因而对江阴要塞的防务更为重视。1949年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对江防指挥系统作了调整，把江阴要塞划归第一绥靖区指挥（司令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兼）。还从台湾调来了一个游动炮团，约3000人，下设3个营，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另外还成立了1个工兵营，约200人。这时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约有7000余人。

　　1949年初，国民党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到江阴要塞视察。1月13日，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带省保安司令杨宗鼎、副司令单洪培等视察黄山炮台。1月19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赶到江阴要塞视察，并召集要塞将领训话。4月初，汤恩伯偕同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秘密赶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并召集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和要塞司令戴戎光及要塞的几个团长一起开会，布置加强防务。汤还专门向戴戎光交代：“要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头，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死，越快越好。”4月17日，美军顾问团头目带了一个上校和两个上尉军官，由国民党副总长李延年陪同，到江阴要塞视察炮台，并与戴戎光在作战室内单独进行密谈。可见，蒋介石、汤恩伯等对江阴要塞的重视，把它作为长江防线的重点之一，倚为南京、上海的可靠屏障。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活动

　　1946年春夏之间，中共华中五地委（即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其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四弟唐秉琳和五弟唐秉煜的来信，他俩暗示想离开国民党，到解放区来。唐即向五地委书记曹荻秋作了汇报，曹荻秋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为我们工作，指示唐君照复信，“要他们等待”，并暗示将派人和他们联系。

　　1947年春，五地委通过中共建阳县委派上冈区区委委员、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到上海，和唐秉琳取得了联系。这时唐秉琳已调任国民党军队江阴要塞上校参谋处长。唐坚华按照组织上的指示，要唐秉琳他们留在白区，“深入国民党部队抓实力”。尔后唐秉琳把和唐坚华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唐秉煜，唐秉煜时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任上尉参谋，分管要塞业务；还告诉了在国防部一厅任上校参谋的吴广文（唐秉琳的姨表兄）。1947年，五地委分为五地委和十一地委。由十一地委决定，派共产党员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阴城内设立了地下联络站。 不久，中共苏北区委员会成立。唐坚华的工作关系，唐坚华与唐秉琳、唐秉煜的联系都移交到苏北区党委，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做好准备，华中工委决定把江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一个重点。宋学武、唐坚华对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了解考察，同意介绍他们三人参加共产党。1947年11月，由华中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苏北指挥所（即苏北兵团）司令员管文蔚代表组织正式批准唐、吴等3人为地下特别党员。从此，江阴要塞内有了我们的地下党员。

　　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野苏北指挥所司令员管文蔚十分重视，并亲自领导。他们明确指示地下党：要加强“做上层工作”，“要抓实力”，“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孔庆桂”，“工作要特别谨慎”，“要在绝对保密和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这样，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活动，有了正确的方针、方法。

唐秉琳等入党后，即根据“要抓实力”的指示，在要塞内部开展工作。在戴戎光接替孔庆桂担任江阴要塞司令以后，唐秉琳就利用戴戎光上任后搞扩编的机会，设法把吴广文调到江阴要塞当了守备总队长。又通过吴广文把吴在黄埔的同学王德容弄到要塞当了参谋长（1949年初改任游动炮团团长），自己当了炮台总台长。由于唐仲衡、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都是弟兄亲戚关系，相互熟悉了解，因此有事经常秘密在一起商量研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地下党小组。根据华中工委“要在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的指示，唐秉琳等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到起义前，在炮兵总台、守备总队以及游动炮团、司令部直属分队中间团结了一批军官。如司令部通讯连副连长李容有（唐秉琳的妻兄）、第一大台长孟怀高、第三中台长毛介平、第二中台长丁佩基、第六中台长吴钟琪、第二大队长傅仲山、工兵营副营长龙潜等。他们还利用要塞司令戴戎光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以及和中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造成上下不和，以削弱敌人的力量。我军渡江前，江阴要塞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要塞武装力量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等地下特别党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这就为江阴要塞成功举行起义创造了条件。

　　1948年6月，唐坚华去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回江阴途中，在泰州被敌人拘捕，未暴露身份，年底获释，奉调回解放区。11月，华中工委派吴铭担任江阴要塞政治交通员，负责江阴要塞地下党与江北上级领导的联系。

华中工委、三野十兵团领导对江阴要塞地下党的有关指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党中央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部署渡江战役。为了准备人民解放军在江阴一线顺利渡江，华中工委、三野十兵团领导先后对江阴要塞地下党在我军渡江作战时的基本任务、方针、方法等作了具体指示。1949年3月，华东局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澂明从山东到华中，再由华中工委安排打入江阴要塞负责整个策反工作。华中工委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在淮阴亲自找王澂明谈话。管文蔚明确指出：江阴要塞的任务是“配合我军渡江”，“工作上要绝对保密”，“工委由我俩（陈、管）直接掌握”。要求江阴要塞地下党把江阴六十里江面情况画一个详图送华中工委。还强调“不能暴露”，“不准瞎活动”，“服从隐蔽”。陈丕显对在敌人封江严密的情况下，做好江南江北交通联系和江阴要塞如何配合我军渡江，以及起义后的政策等方面都作了具体指示。王澂明接受任务后，即和华中公安处一科科长江华一起，带了电台、报务员、机要员等有关人员到江阴要塞对岸的靖江江边进行工作。3月，我人民解放军已集结江边待命，准备渡江。为有利于配合渡江，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由华中工委移交给了三野十兵团直接掌握。随后，王澂明接到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通知：“这项工作交十兵团，直接由十兵团掌握”。同时，十兵团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在兵团司令部和王徴明谈话，对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作了更为具体的指示。叶、韦听取王徴明汇报情况以后指示：江阴要塞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见到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我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炮不打、枪不响，完成即渡江第一功”。在方法上“要掌握几个连长、排长”，“要利用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在领导关系上明确“他们由你（指王澂明）管理”，“你对兵团党委负责”。最后还指出，“这个任务与整个渡江有很大关系”，“是位置重要”，是“战略需要决定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江阴要塞在渡江战役中的基本任务和完成这个任务的重大意义。十兵团领导的指示，由王徴明过江后向要塞地下党作了传达。